7月份,杨振宁顺利抵达港地。

    港中文校长高琨接待了他,为他接风洗尘。杨振宁回港的消息在港地备受瞩目,《明报》形容这是“回到了华人最先进,环境最好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不过杨振宁很扫兴,他吓了一跳,立刻联系到明报,希望不要再报道这种消息。“请你们不要过度解读我的行为,就算是做做好事。”

    《明报》随即又问:“那么,杨先生回来的原因是什么呢?我们听说您在内地这大半年并不开心,一起都要重头再来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用三年建设了港科大,内地需要多少年?”

    彼时港地和大陆一样,正在向全世界“招兵买马”,建设高等教育。九十年代之前,港地只有两所大学,而港科大创立后,预计总共要扩大到十所大学之多。

    在这方面,港地和内地是有些竞争的,不要说杨振宁这样的人,就连内地的优秀高考学子港大都会竞争。

    过去这些年,每年的高考状元,港地大学都会派人去联系。

    杨振宁回复说:“我回内地,一方面是我的家国情怀;另一方面,我不客气的说,主要是因为余先生。”

    他都搬出来“余切”了,《明报》自然不好再说什么,只是感慨港岛并未出现过这样的人物。进而批评起所谓的四大才子来,这些人简直是一群沽名钓誉之辈,除了武侠宗师查良庸之外,其他人就此消失了,似乎也不会对华人

    圈有什么影响。

    由此又引发四大才子内部的矛盾......比如查良庸就觉得,自己不应该和另外三人并列在一起,这是对自己的侮辱。

    查良庸说:“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四大才子,我成名更早,我作品更多......我也和其他人没有深交!为什么要把我们并列在一起,我个人来说是不愿意的。”

    “四大才子”一说已经有很长的时间,查良庸很少反驳过。

    过去为什么查良庸无所谓呢?现在忽然又有所谓呢?

    很简单,港中文校长高琨用一句话总结了原因:

    ——他要顾及到自己的历史地位。

    回到住处,高琨在席间说:“余先生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大文豪,因为他写的并非是消遣读物,许多人认为他超过了查良庸......这对查良庸来说是很不利的,而且以他现在的年纪,已经无法再改变事实了,他每天一睁开,

    余先生就要进一步超过他,而他要更落后一步,他是很焦虑的………………”

    “如果他总是在四大才子里面,最终给人的感觉像是四个人加起来都不如一个人,何况是其中之一呢?”

    “所以!他选择从四大才子中跳出来!余切或为天下第一,而他或为天下第二,至于其他人排第几?他并不关心。”

    是的!

    杨振宁很能理解这个事情。

    在这个年纪,他已经什么都拥有了,他唯一恐惧的是失去自己的历史地位。因而他开始斤斤计较起来,害怕自己的光芒受损,查良庸当然也会这样,美国的弗里德曼其实也这样——权势是让人着迷的,即便死了,大师们也幻

    想自己的名字盖压当世。

    “我希望我死之后,人们依然深深的记得我,他们说我说过的话,他们谈论我身上的故事......这样我都还是不满意,我可以把我的一生都贡献给学术界,我的想法是真的,但我要像牛顿那样流芳百世!”

    “我要后来的研究者朝圣一样的看着我的文献笔记,他们从心底里崇拜我!祈求我的保佑!只有这样我才能满足!”

    杨振宁对高琨说。

    高琨觉得杨振宁魔怔了,有点失去自信了。“我前几年见你,还不是这样,怎么忽然......”

    啊!

    高琨一副明白了的样子,“你是不是身体最近不好了!”

    “是有一些变化,不过......并不是因为这个!”杨振宁摇头苦笑,随后他解释了一番自己最近的烦心事。

    片刻后,高琨恍然大悟。

    “原来你是因为担心余先生的小说?”高琨并不觉得这是个坏事情,反而觉得,这能让人永远的记住他。

    “你提到了牛顿!”高琨说,“牛顿晚年炒股失败,不得不研究炼金术希望能点石成金......他还到处打压后辈,在宴会中因为一点不快就扔酒杯痛骂别人......但这反而让牛顿很有个性,你觉得呢?”

    “一个特别完美的人,人们也不会记住他。”

    高琨还说,“爱因斯坦身上的每一个事情,都不如他小时候成绩不及格有名,虽然那是假的。”

    杨振宁被逗笑了,长叹一口气,定定的望着高琨。

    高琨是个富家子,一辈子没怎么吃过苦,他的脾气好到一生有许多人捉弄他,他对诺奖似乎都无所谓,他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偏执的。

    杨振宁只能道:“高琨,你是个好人。但如果将来我和李政道又发生了争论,你要站在我这边,你可不可以?”

    高琨不假思索。“你是港中文的教授,我当然和你站在一起。”

    杨振宁又问。“好,那余切呢?”

    高琨张大嘴巴,迟疑了。

    杨振宁道:“你看,这就是为什么我争来争去,你觉得这没意义?这当然有意义。”

    “活着的时候都不如别人,难道死了还能翻盘?”

    随后,杨振宁又去了马来西亚,见到了管谟业等人。历史上本来两人不会这么早见面,但他们现在在吉隆坡这个地方见到了。

    两人一见如故。

    因为他们对余切有共同的看法:既敬又怕。而且,余切没有报纸上那样纯粹。

    有时候,报纸会用力过猛,把余切写成余圣,作为身边人,两人都觉得有点搞笑。

    管谟业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很出名了。由于马来政府推行的“一元化”策略,马华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,大量“寻根”、“护根”文学面世。

    《南洋商报》形容管谟业“他苦心营造的那一抹小小的邮票,不仅超越了东北的故乡高密,超越了华北,甚至能够超越中国......”

    意思是,他文学中搞的这个“高密世界”,有点类似于马尔克斯的“马孔多小镇”,虽然是个幻想的东西,却真实的在马来的华人文化圈产生了影响。

    因此,管谟业在马来属于是爱国文人,至少是爱华文人。马来文人渴望自己能写出类似的马来“高密东北乡”,马来“马孔多小镇”,纪念自己正在消亡的华人文化。

    杨振宁回内地的举动,也被广泛解读为爱国科学家。

    此前,由于马来官方的打压,这群作家的出行受到阻拦,发表的言论也被报纸封杀,只能在零星的华人报刊中见到。近来内地向海外呼吁91水灾捐款,管谟业真心想要办好这件事情,却发不出他的文章。

    现在杨振宁来了,他的影响力大得多,马来官方不敢再做得那样过。管谟业松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当地华人商会很快举办了一个“文学家对话科学家”的访谈,由于管谟业如今地位上远不如杨振宁,因此他是代表内地文坛,代表余切等人来对话的。

    而杨振宁只代表他一个人。

    这种地位上的不平衡,在两人的对话之中也能体现出来。

    杨振宁说:“你是农民的儿子,而我是教授的儿子,现在我们都站在这里,代表华人圈的一方面的最高成就,你有什么感想?”

    管谟业说:“我认为我现在不是一个'人',我是一个观察者,我看到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些事情,并且我努力的完成它。”

    “你指的是,你是余先生的提线木偶?”杨振宁直言道。

    “我不能这样讲,但是有时我希望真的是......”管谟业忍不住道,“在我一生中写过很多激烈的文字,但我不擅长处理媒体关系,得不到人的好感,而余先生不是这样。”

    “在我来马来西亚后,我能明显感觉到我们在华人之外不受欢迎,他们要把我们边缘化,像病毒一样排斥出去,而我们必须在夹缝中寻找安全的表达!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渴望我自己是余先生的木偶......因为如果是这样,我不

    会遭受到这么多的困难和委屈,因为他是个战斗力很强的人。”

    在场的人都沉默了,随即是响亮的掌声。

    在管谟业的身后,一同随访的其他作家沉默的望着管谟业,心中复杂得很:管谟业曾经是余切的反对者,但现在他为了余切说话,而管谟业自己的身份也有了转换——在这里,他是彻底的爱国文人。

    管谟业正在适应这个身份。之前他会谈到内地写的一些批判性小说,他会说余切说的是“虚幻的美好”,现在他只说那些正面立场的。

    他明白现在有更大的矛盾要解决。

    这些天,马来官方对访问团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,但这更加激怒了马来华人作家。马来的政策是这样的:允许你写华人小说,但不允许你写太深入,这里处处是红线,因为随时可能危害到当地的“团结”。

    譬如,华人作家不可以写二战时期,被马来主流历史遗忘的华族抗日历史;不能写华族到此地建设、漂泊的经历;更不能写在这里发生的暴力冲突......这些都被认为是激发母国认同的危险文字。

    于是,管谟业那种带点胡扯瞎写的“魔幻现实主义”,就被马来人借鉴去了。他们写鬼怪被招魂,暗示自己的文化和族群一开始不属于这里,他们写美丽少女被Q),其实在隐喻华人在当地被剥削和觊觎,他们写自己是婆罗洲雨

    林的孤独之人......管谟业逐渐发现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欢迎,这和他的文学无关,而是他提供了一种恰当的表达空间的模范。

    而这些被马来人学去了。

    所以余切是怎么写出《出路》的?为什么这么受欢迎?那是一个罕见的小说,马来华人是不可以写的。

    在这种长期的边缘化和打压中,余切作为中国人却拿到了诺奖,这无疑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华人作家,使得他们相信自己的文化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性。

    这是一剂肾上腺素。

    管谟业忍不住哀叹:“我现在终于知道那篇小说的意义。过去我不知道,因为我没碰上这样的事情——现在我真的要感到抱歉。”

    主持人又问管谟业:“您如何评价天才?”

    管谟业沉思片刻,道:“我认为杨教授就是我心目中的天才,因为他拿到了物理学诺贝尔奖,而物理学是自然规律,是人所共知的,你不能以莫须有的理由轻易否定它!”

    管谟业处处在暗示马来的打压。

    “而文学呢?”

    “文学是老少咸宜的,大家的理解不同。也许我觉得我写的不错,但在有的人眼里,那就是一堆垃圾。假如我有来生的话,我愿意投身到物理学的领域,我相信这里没有人敢不承认我的成就!就像杨先生一样。”

    这不是在为自己的小说辩护,其实,管谟业正在为当地的华人作者辩护。

    杨振宁何等聪明,立刻就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。但杨振宁反问道,“文学也存在大多数人认可的人,比如给你上过课的余老师,我想很难有人不承认他。”

    管谟业重重点头道:“对!但他那样的人,毕竟是极少数!而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。”

    在马来发生的对话也被余切这边看到了。

    内地91水灾筹款活动中,最为麻烦的竟然不是宝岛,而是马来这里,这是余切没想到的。

    杨振宁凭借自己的名声让当局不敢过于放肆,但这还不够,这件事情应当看做是一次保留住东南亚华人文脉的机会。

    原时空,管谟业在东南亚很受尊重,在马来西亚,他的地位比其他作家高得多——但他运气不好,管谟业拿奖的时候,东南亚的文脉已绝。

    余切在纽约参加完自己的最后一场活动后,随即叫来新经纪人詹克罗:“我打算把小说发到马来西亚出版,你有没有办法?”

    “《出路》?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这本小说在马来西亚地下书市很多,但从未官方出版。当地民众往往购买的泰国公主诗琳通翻译的版本。

    詹克罗实话实说:“马来西亚不讲法律,我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操作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还能做什么?”

    詹克罗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,“我在美国很有用,而美国是世界媒体的舞台。”

    “美国的水解决不了马来西亚的渴。”

    詹克罗不这么想,他说:“马来西亚也要在乎国际影响的,而且美国人总觉得自己很正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