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白了奥马尔家里的情况，也就知道了对方的需求，孙志伟就知道这事情稳了。

    他立即邀请奥马尔在小清真寺任职，虽然没有直接给对方确定清真寺的正式职位，但他给的工资可是不含糊的。

    一个地方的工...

    孙志伟没笑出声，只是把胳膊搭在车窗边，指尖轻轻敲了两下玻璃。天竺镇的午后阳光斜斜地泼在人脸上，晒得皮肤发烫，空气里浮动着炸油条的焦香、劣质香水混着汗味的浊气，还有远处喇叭里反复播放的《步步高》电子音——那调子被拉得又尖又细，像一根绷到极限的钢丝，随时要断。

    他眯起眼，目光掠过攒动的人头，落在拱门后方那辆用红绸裹着的“桑塔纳”上。车身锃亮，四个轮子崭新，可底盘离地太高，轮胎纹路浅得近乎平滑，车门把手边缘泛着塑料特有的冷白反光。他认得这车——去年在深市见过同款，当时它停在一家新开张的“港澳合资保健品公司”门口，车尾贴着“本车已投保，中奖即提”的封条，可封条底下，漆面接缝处有一道三厘米长的刮痕，是用银粉漆补过的，补得仓促，浮在原漆上，一摸就起灰。

    司机还在絮叨：“咱厂那回啊，发的票根都印着‘中奖须凭本票及身份证原件兑奖’，可您猜怎么着？真有人中了，去兑，人家说‘哎哟对不起，我们跟港商签的是合作推广协议，奖品由港方直接空运交付，现因海关手续未清，暂无法提车’，结果拖了三个月，那人天天去问，最后只领了两条中华烟，外加一张‘优先认购港岛某楼盘VIP资格卡’……”

    孙志伟终于开口：“卡呢？”

    “扔了！”司机一拍大腿，“那卡背面印着英文，字儿比蚂蚁腿还细，我找我儿子念，念完直摇头，说啥‘this card is non-transferable, valid only for the first 30 days of registration period’——啥玩意儿？注册期？咱连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！”

    话音刚落，人群突然爆发出一阵哄叫。拱门底下，一个穿蓝布工装、袖口磨得发毛的中年男人被簇拥着往前走，手里攥着一张粉色奖券，脸上表情既不敢信又拼命想信，嘴角往上扯，眼眶却红着。他身后跟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踮着脚往他肩上攀，小手紧紧攥着他油腻腻的衣领。

    “刘师傅！刘师傅中啦！”有人喊。

    “快让让！快让让！”人群自动分开一条窄缝，像被刀切开的豆腐。刘师傅踉跄几步，走到那辆桑塔纳前，工作人员立刻递来一把黄铜钥匙，钥匙柄上还系着红绳，红绳打了个死结，结扣处缠着金箔纸剪的“喜”字。

    刘师傅的手抖得厉害，接过钥匙时差点掉在地上。他弯腰，把钥匙插进驾驶座侧门锁孔——咔哒一声轻响，锁舌弹开。他伸手一拉，车门纹丝不动。

    “哎？”他愣住，又用力拽了一把。

    门还是不动。

    工作人员笑容不变，迅速上前，双手托住车门内侧，肩胛骨绷紧，腰背一沉，猛地向上一抬——门“吱呀”一声，开了。不是推开的，是硬生生掀开的。车门铰链处露出半截生锈的铁轴，轴心歪斜，锈迹爬满铆钉孔。

    刘师傅怔在原地，小女孩却已钻进去，小屁股一扭坐进副驾，两只小脚悬在半空晃荡，仰着脸问：“爸爸，咱们啥时候开走呀？”

    工作人员蹲下来，从怀里掏出一张A4纸，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黑体字，最上方用荧光笔圈出一行：“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”。他指着其中一段念：“……中奖者需于七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原件，赴港岛指定地点办理提车手续，并预缴车辆购置税、牌照费、保险费共计人民币叁万贰仟捌佰元整。”

    刘师傅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下去，嘴唇翕动，没发出声音。

    孙志伟收回视线，掏出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。听筒里只响了两声，便传来童佳佳压低的声音：“喂？”

    “佳佳，查个人。”他语速平稳，“浦江机械厂下岗职工，姓刘，五十岁上下，妻子早逝，独女九岁，去年在厂里管设备润滑，技术二级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。“刘建国？他女儿叫刘小雨，去年秋天在天竺镇中心小学读三年级，班主任叫李秀英，去年教师节全班凑钱买了个搪瓷杯送她，杯底印着‘师恩如山’——你问这个干啥？”

    “他刚才中了桑塔纳。”

    童佳佳笑了：“哦，那个‘抽’出来的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等我五分钟。”她挂了电话。

    孙志伟靠向椅背，望着窗外。刘建国正被几个人围着，有人拍他肩膀，有人递烟，也有人默默退开，眼神躲闪。那辆桑塔纳静静停着，红绸在风里微微翻动，像一块蒙羞的裹尸布。

    出租车司机咂咂嘴：“唉，真中了也不见得是好事。听说前两天隔壁村老张，中了个‘日本原装双缸洗衣机’，结果去领，人家说‘双缸’指两个滚筒，一个洗一个甩，得自己组装——图纸是日文的，零件包里有三十个螺丝，十二个垫片，还缺三颗自攻钉，厂家说‘因运输损耗，恕不补发’，老张蹲在村口修了三天，最后拿胶带把甩干桶捆在洗衣桶上，拧开龙头一试，水全喷到邻居院墙上了……”

    孙志伟没接话。手机震了一下，童佳佳发来一条微信，只有两行字：

    【刘建国，97年厂里清算资产时，经手报废一台苏联产B-512型精密镗床。该机床实际未拆解，由厂长私下转卖给南方某汽配厂，作价八万六千。刘建国签字时，以为是正常报废流程。事后厂长被查，但刘建国因‘不知情且无获利’未被追责。但他签的字，现在还在分局档案室第三十七柜第七层。】

    孙志伟盯着那行字，指尖在屏幕上悬停片刻，没回复，只把手机翻过来盖在膝盖上。

    车子终于缓缓挪动。驶过拱门时，他看见刘小雨从车里探出身子，小手高高举起，掌心里躺着一枚五角硬币，硬币边缘磨损严重，印着“1992”字样。她把它朝太阳举着，眯起一只眼，透过硬币中央的圆孔看光——那一点光斑落在她鼻尖上，颤巍巍跳动，像一小粒烧红的炭。

    孙志伟忽然想起唐工家阳台。那天傍晚他跟着两人上门，唐工老婆塞给他一杯凉白开，杯沿印着淡粉唇膏印，水面上浮着两片薄荷叶，叶脉清晰，绿得发脆。她说话时眼睛总往唐工脸上瞟，语气软，手却攥着唐工手腕不放，指甲掐进他旧工装袖口的布纹里，留下四道月牙形白痕。

    那时他没觉得异样。现在才懂，那不是撒娇，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

    车子拐进顺义老街，两边砖房低矮，电线像蛛网垂落，晾衣绳上挂着湿透的蓝布工装，滴水砸在青砖地上，洇开一片深色。孙志伟摸了摸西装内袋，那里有张折叠整齐的A4纸，上面印着港大教育学院的正式函件，抬头是烫金校徽，正文用英文写着：“兹确认刘小雨同学已获我校附属国际预科课程全额奖学金资格，课程周期两年，结业考核合格后，可直升港大本科教育学专业。”

    他没告诉任何人这张纸的存在。连童佳佳都不知道。

    车停在孙家老宅门前。朱漆大门虚掩着，门环上铜绿斑驳，一株野蔷薇从门缝里钻出来，藤蔓缠着门轴，开着几朵惨白小花。他推门进去，院里静得能听见石榴树叶子落地的轻响。堂屋门开着，孙浩阳正跪坐在蒲团上擦相框，玻璃蒙着一层薄雾，他呵口气，用袖口反复蹭，动作笨拙却认真。相框里是他父母年轻时的合影，背景是北海公园白塔，女人穿着碎花连衣裙，男人戴着宽檐帽，两人中间站着个襁褓中的婴儿——那是孙锦瑶出生百日照。

    “爸？”孙浩阳听见动静，回头，眼睛亮了一下，又迅速低头继续擦，“妈说您今晚到，饭在锅里温着。”

    孙志伟没应声，径直走向西屋。推开门，书桌上摊着一摞稿纸，全是孙锦瑶的字迹，密密麻麻写满《论港英时期教育政策对华人子弟升学路径的影响》，稿纸边角卷曲，铅笔字迹被反复涂改，橡皮屑积在桌沿，堆成一座微型雪山。最底下压着一本摊开的《港大校史（1911-1995）》，书页折痕处，一行铅笔批注力透纸背：“殖民教育之本质，不在授业，而在驯化。然驯化之刃，亦可反握为梯。”

    他伸手，轻轻抚平稿纸一角翘起的毛边。

    晚饭是韭菜馅饺子，孙锦瑶擀皮，孙浩阳剁馅，孙志伟和面。面盆里面粉飞溅，沾在他鬓角，像早生的霜。他想起上午在浦江码头，唐工和严工站在趸船栏杆边，一人叼着半截烟，烟头明明灭灭。严工忽然说：“孙总，厂里那批乌克兰设备，拆箱清单上写着‘含备用轴承三百套’，可实际清点，少了一百二十六套。我们几个老家伙核对了三遍，账目没错，货箱也没撬痕……您说，是不是路上被人调了包？”

    唐工吐出口烟，烟雾散在咸腥海风里：“调包？谁有这本事？那箱子焊死的，焊缝都拍了照，存档在市技监局。”

    孙志伟当时只笑了笑：“明天我去趟技监局，调原始照片看看。”

    他没说的是，昨夜他已让童佳佳调出全部货运单据扫描件。三百套轴承，编号连续，出厂检验报告齐全。但其中一百二十六套的序列号，最后六位数字与另外一百二十六套完全相同——是同一组编码，被复印机粗暴地重复打印了两次。

    这不是调包。这是造假。造得匆忙，慌乱，带着一股被时间追赶的焦糊味。

    饺子煮好捞出，热气腾腾。孙志伟夹起一个，咬开，韭菜汁水溢出来，烫得舌尖发麻。他慢慢嚼着，目光扫过墙上老式挂历——1998年12月，日期被红笔圈住，圈的是24号，平安夜。下面一行小字，是孙锦瑶的笔迹：“港大面试，罗伯特集团推荐信已寄出。”

    他放下筷子，端起醋碟，往饺子上淋醋。醋液沿着褶皱蜿蜒而下，像一条微缩的、酸涩的河。

    窗外，暮色沉沉压下来，远处传来隐约鞭炮声，噼啪，噼啪，短促而执拗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冻土深处，一寸寸顶开坚硬的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