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吃完饭，趁着天还没黑，赵飞骑摩托车送王小雨回家。

    突突突的，不一会儿便到王小雨家楼下。

    赵飞在楼门洞口将摩托车停下，王小雨翻身从后座下来，却头也没回，理所当然的，只说一声“你快点”...

    老李头蹲在供销社后院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烟锅里的火明明灭灭，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。天刚擦黑，风里裹着初秋的凉意，扫过青砖墙根儿时带起几片枯叶，打着旋儿撞在铁皮水桶上，叮当一声脆响。他没抬头，只是把烟杆在鞋底磕了磕，灰簌簌落进干裂的泥缝里。

    保卫处那扇漆皮剥落的木门虚掩着，门缝里漏出一截昏黄灯光，像只半睁不闭的眼睛。我坐在靠窗的旧藤椅上，膝盖上摊着本硬壳笔记本，钢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半寸，迟迟没落下。墨水瓶盖拧开着，蓝黑墨水在玻璃瓶里泛着幽光，水面倒映着天花板上晃动的灯泡影子——那是窗外梧桐枝桠被风推搡着，一下下撞在玻璃上投下来的。

    刚才王主任来过一趟，军绿色制服领口扣得严丝合缝，左胸口袋上别着支磨得发亮的英雄牌钢笔，右手食指关节上还沾着点没擦净的粉笔灰。“小陈啊，”他声音压得低，却字字砸在耳膜上，“厂里那批搪瓷盆子，明早六点半装车，三辆解放牌，司机老赵、小孙、还有新来的那个戴眼镜的，你带队押运。”他顿了顿，从兜里摸出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，往我手边一推，“这是条子，盖了章的，但——”他食指在纸角轻轻点了两下，“你得亲自盯着卸货，清点数目，少一个，回头供销社账房那边对不上，咱保卫处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    我没接话，只点了点头。纸片边缘已被摩挲得起了毛边，我把它夹进笔记本里，纸页发出细微的窸窣声。王主任走后，我盯着那行用蓝黑墨水写的“搪瓷盆壹佰贰拾陆只”，数了三遍。一百二十六只。这个数不对。前天清点库存时，我亲手数过两遍，登记簿上记的是“壹佰贰拾柒只”。差一只。不是记错了，是少了一只。

    我合上笔记本，起身走到窗边。后院铁门那儿，老李头还在蹲着。他烟斗里的火光暗了下去，人却没动。我推开门走出去，脚步踩在碎石子路上，发出细碎的咯吱声。他听见了，却仍没抬眼，只把烟杆又往鞋底磕了磕。

    “李师傅，”我蹲下身，和他平视，“您今儿下午，看见谁进过后库？”

    老李头眼皮都没掀，鼻腔里哼出一声短促的气音：“后库？那铁门锁着呢，钥匙就你跟王主任有，我连门环都没碰过。”

    “可盆子少了一只。”

    他终于侧过脸来，浑浊的眼珠在暮色里转了转，像两颗浸了水的核桃。“少一只？”他咧开嘴，露出几颗黄牙，“那得问盆子自己跑哪儿去了。兴许钻老鼠洞了，兴许被猫叼走了，兴许……”他拖长了调子，目光斜斜掠过我肩头，朝保卫处那扇虚掩的门，“兴许它自个儿长腿，蹽进你屋里去了。”

    我心里一跳，手指下意识攥紧了裤缝。他这话听着混不吝，可偏偏戳中了某个软肋。昨儿夜里，我值夜班，后库门锁得死，可保卫处这扇门——我确实没锁。值完班困得眼皮打架，拎着暖水瓶去锅炉房打水，回来时顺手带上了门，但没落锁。门轴老旧，虚掩着也能严丝合缝，外人根本看不出。

    我喉结动了动：“您……看见了？”

    老李头没答，只慢悠悠从怀里掏出个瘪瘪的铝制烟盒，抖出最后一小撮烟丝，仔细填进烟斗里。火柴“嚓”地划亮，橘红的火苗舔着烟丝，腾起一股浓烈而辛辣的香气。他深深吸了一口，烟雾缭绕中，那双眼睛才真正落在我脸上：“小陈，你来这儿仨月了，没迟到过一天，没漏查过一回进出货单，连王主任晾在办公室窗台上的搪瓷缸子，你都记得每天擦三遍。”他吐出一口白烟，烟雾散开，模糊了他脸上每一道褶子，“可你记不记得，上个月十五号，你值夜班，后库东南角那扇气窗，窗栓松了？”

    我怔住。十五号？那天夜里下了场急雨，风大得能把瓦片掀起来。我巡到后库时，确实在东南角停了步——窗框被风吹得哐当作响，窗栓晃荡着，只靠一根铁丝勉强勾着。我踮脚伸手去拧，铁丝突然崩断，窗扇“哐啷”一声砸下来，差点削掉我半截耳朵。我骂了一句，顺手从墙角捡了块砖头垫在窗台下，又扯了截麻绳把窗栓缠了两圈，打了个死结。

    “您……看见了？”

    老李头把烟杆往槐树根上轻轻一磕：“砖头是我搬来的，麻绳是我扯的。你手忙脚乱系那死结时，我正蹲在那边墙垛后头掏耳朵。”他指了指十步开外那堵爬满枯藤的矮墙，“砖头底下，压着半截粉笔头。”

    我脑中嗡的一声。那截粉笔头——是王主任的。他总爱用粉笔在库房地上画圈标货位，粉笔头掰得只剩拇指长短，随手塞进裤兜，第二天就忘了。我蹲下去时，砖头挪开，底下果然露出一点惨白。我把它拈起来，指尖蹭着粗粝的粉笔灰。

    “您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不说。”老李头打断我，烟斗里的火光又亮起来，“因为那截粉笔头，不是我放的。”

    他目光沉沉，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：“是有人，趁你系麻绳那会儿，从气窗里探进手来，把盆子捞走了。砖头垫得高，窗缝儿大，一只手伸进来，够得着最底下那层货箱。盆子轻，搪瓷的，没声儿。”

    我后背沁出一层冷汗，顺着脊梁骨往下淌。气窗离地三尺，窗扇打开不过半尺宽，人不可能钻进来，但一只手……足够了。而那只手，必须知道砖头垫高了窗台，必须知道麻绳打的是死结，必须知道我值夜班，必须知道王主任习惯用粉笔，甚至……必须知道我蹲下去时，会下意识用左手撑地——而左手袖口，恰好蹭掉了窗框上一小片朱砂红漆。那点红，在手电光下几乎看不见，可今早我换洗制服时，发现袖口内衬上，沾着一点极淡、极细的朱砂红。

    我猛地抬头：“王主任今早……没穿那件中山装？”

    老李头嘴角牵了一下，没笑：“他穿了。可袖口补了块蓝布。补丁叠着补丁，盖得严实。”

    我喉咙发紧，像被什么硬物堵住了。王主任那件中山装，左袖口磨得发白，前两天我还见他对着镜子，用顶针挑着蓝布补丁，一针一针密密缝。当时只觉得他节俭，如今想来，那针脚细密得过了头，仿佛在遮掩什么。

    “小陈，”老李头忽然直起身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烟斗里的余烬彻底熄了，“你记不记得，你第一天来报到，王主任让你填那张表，‘家庭主要成员’那栏，你写了你妈的名字，后面括号里，写了个‘病休’？”

    我浑身一僵，血液似乎骤然凝住。那张表……我填得仓促，只记得王主任接过表时，目光在那行字上停了足足五秒。我妈确实在县棉纺厂病休，肺结核，三年了。可这事，除了厂里人事科和街坊，没人知道。供销社离棉纺厂隔着三条街，王主任凭什么盯着那行字看那么久？

    “你妈姓什么？”老李头问，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地。

    “周。”

    “周素云？”他盯着我，瞳孔里映着最后一点天光，“1958年，县棉纺厂女工技术比武，第一名，绣的‘喜鹊登梅’被送到省里展览——那年她二十二岁。”

    我眼前发黑，扶住槐树粗糙的树皮才没晃倒。周素云……我妈的名字。可她从来没提过什么技术比武，更没说过绣品上过省展。我只知道她咳得厉害，冬天裹着厚棉袄坐在窗边晒太阳，手里捏着褪色的蓝布头，一坐就是半天。

    “王主任……认识我妈？”

    老李头没回答，只从怀里又摸出样东西，递过来。是一枚铜质顶针，内圈磨得发亮，外沿却刻着几道细密的刻痕，像某种标记。我接过，沉甸甸的，带着他掌心的温度。翻过来，内侧一行小字：棉纺厂技校·1957届。

    我手一抖，顶针差点掉在地上。

    “你妈当年，是技校最年轻的辅导员。”老李头的声音哑了下去，“王主任，是她带的第一届学生。”

    槐树叶子沙沙响，风忽然大了。远处传来几声沉闷的汽笛，是县码头方向。我攥着顶针，铜棱硌得掌心生疼。一百二十六只盆子，少的那一只，真的只是被人顺手捞走？还是……有人故意留下这个缺口，等着谁去填补？王主任让我押运，亲自清点，少一只，账就平不了；平不了，就得查；一查，后库气窗的砖头、麻绳、朱砂红漆、粉笔头……所有线索，都会像线头一样，被扯出来，直直指向那个补着蓝布补丁的袖口。

    可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妈是他的老师？就因为一张三十年前的顶针？

    我抬起头，老李头已经转身往值班室走，背影佝偻，像一张拉满又松开的旧弓。他走到铁门前，忽又停下，没回头：“小陈，记住，供销社的账，从来不是算数字的。是算人心。”

    铁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，隔绝了最后一点天光。

    我站在原地，掌心的顶针渐渐冰凉。夜风卷着枯叶扑到脸上，带着土腥气。我慢慢摊开手掌，那枚铜顶针静静躺在纹路里，内圈磨损的弧度，竟与我拇指指腹的纹路严丝合缝。我把它翻过来，借着保卫处透出的微光，再次看清那行小字：棉纺厂技校·1957届。

    1957年。那一年，我妈二十二岁，刚留校任教。那一年，王主任十七岁，背着铺盖卷走进技校大门。那一年，县里正热火朝天地搞“增产节约”，厂里仓库失窃案破了七起，主犯全是技校毕业生——他们熟悉库房结构，精通盘查漏洞，更懂得如何让一只搪瓷盆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消失得无声无息。

    我猛地抬头望向后库方向。黑黢黢的屋顶轮廓沉默地伏在夜色里，唯有东南角那扇气窗，像一只被强行缝合的伤口，在风里微微翕张。窗框上，那点朱砂红漆的印子，此刻仿佛在黑暗中灼灼发烫。

    明天六点半，三辆解放牌将停在供销社大门口。我会带着王主任给的条子，登上第一辆车。我会看着工人卸货，一只一只清点。一百二十六只。不多不少。

    可我知道，真正的清点，不在货场。在保卫处这间屋子，在后库那扇气窗，在王主任补丁叠补丁的袖口里，在老李头烟斗熄灭前最后一口烟雾的走向里，在我妈那本从未示人的、封皮发黄的技校教案笔记里——那本笔记，此刻正锁在我家五斗橱最底层的铁皮盒中，盒盖内侧，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1957.9-1960.7，周素云授课手记（含库房管理实务）”。

    风更大了，吹得保卫处那扇虚掩的门，轻轻晃动。门缝里漏出的光，在青砖地上摇曳，像一条不安分的、等待被驯服的蛇。

    我转身走回屋里，反手带上那扇门。这次，我听到了锁舌“咔哒”一声，严丝合缝地咬进锁槽里。我走到办公桌前，拧开墨水瓶，拔掉钢笔帽，笔尖蘸饱浓稠的蓝黑墨水，在笔记本空白页上，稳稳写下第一行字：

    “1983年9月17日，晴，夜风大。后库气窗，砖高三寸，麻绳三匝，朱砂红漆，一点。”

    笔尖沙沙移动，墨迹在纸上蔓延，像一条黑色的溪流，正缓缓漫过干涸的河床。我写得很慢，每一笔都压得极深，仿佛要透过纸背，刻进木头桌板里。写完，我合上笔记本，把它塞进抽屉最深处。抽屉拉开时，带出一阵陈年樟脑丸的苦涩气味。

    我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窗外，老李头值班室的灯亮了，昏黄的光晕在玻璃上晕开一小团暖色。他应该正坐在那把瘸了腿的藤椅上，就着灯光，慢悠悠地卷一支新的烟。烟丝是去年秋收后他亲手晾的，劲儿足，呛人，可抽惯了，就戒不掉。

    我抬手，用指腹轻轻擦过窗玻璃。玻璃冰凉，上面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，不知是夜露，还是我呼出的白气凝成。我画了一个圆。不大不小，刚好圈住玻璃上那一小片朦胧的、属于老李头值班室的暖光。

    圆圈画完，我放下手。窗外，风声渐歇。整个供销社大院，沉入一种近乎凝固的寂静里。只有远处县码头的汽笛，又响了一声，悠长，苍凉，像一声迟到了三十年的叹息。

    我回到桌前，拉开另一个抽屉。里面躺着一把黄铜钥匙，齿痕清晰，油光锃亮——后库铁门的钥匙。王主任今天上午亲手交给我的，说：“小陈，钥匙你拿着，以后后库进出，你全权负责。”我没推辞。接过时，钥匙沉甸甸的，压得我掌心一坠。

    我把它拿出来，放在台灯下。黄铜在灯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，齿痕像一道道细密的刀锋。我盯着它看了很久，久到灯泡似乎都黯淡了几分。然后，我拿起桌上那把剪刀，剪下一小段黑线，穿过钥匙柄上的圆孔，打了个死结。线头垂下来，像一滴凝固的墨。

    做完这一切，我吹灭了台灯。

    黑暗温柔地落下来，严丝合缝地裹住我。我坐在藤椅里，没有动。时间在寂静里缓慢流淌，像一碗搁凉的米汤。我能听见自己血液在耳膜里奔涌的声音，轰隆，轰隆，盖过了窗外一切细微的声响。

    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十分钟，也许半小时，保卫处那扇门，毫无征兆地，被轻轻叩了三下。

    笃。笃。笃。

    节奏很轻，很稳，像心跳。

    我没有应声，也没有起身。只是静静坐着，听着那三声叩击，在黑暗里激起微弱的回响，又迅速被更大的寂静吞没。

    门外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没有呼吸声，没有衣料摩擦声，没有离去的脚步声。只有一片空茫的、令人窒息的静默，沉沉地压在门板上。

    我依然没有动。

    又过了片刻，那三声叩击，再次响起。

    笃。笃。笃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声音似乎更轻了些，却更清晰。仿佛叩击的不是木门，而是我紧绷的神经。

    我缓缓抬起手，在黑暗中，摸向抽屉。指尖触到那把黄铜钥匙冰冷的棱角。我把它握进掌心，钥匙齿痕深深硌进皮肉里，带来一阵尖锐而真实的痛感。

    门外，第三次叩击，迟迟没有落下。

    我屏住呼吸，等待。

    一秒。两秒。三秒。

    没有第四声。

    只有风，不知何时又起了，细细地，沿着门缝钻进来，拂过我的脚踝，带着初秋特有的、微凉的潮气。

    我松开手，钥匙重新落回抽屉里，发出轻微的、金属撞击木头的“嗒”一声。

    黑暗里，我轻轻呼出一口气。

    那口气，在寂静中，散得无影无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