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隔五个月，遗信才送到刘济民的手上。克尔莱扎儿子的效率，可真够快的。

    国内对克尔莱扎逝世的报道并不多，只在今年《世界文学》第二期里有提及，字数不到一千字，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克尔莱扎的生平和所获...

    正月初十的傍晚，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上还挂着未化的残雪，风一吹，簌簌地往下掉。刘济民刚推开院门，王爱梅就从厨房探出头来，围裙上沾着面粉，手里攥着半截葱白：“济民，快！电话响第三遍了！”

    他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堂屋，抓起搪瓷底座的黑色话机，听筒里传来林默涵沉稳而带笑意的声音：“济民啊，刚开完会，特地给你报个喜——《在南海，有那样一群人！》评上全国第一届报告文学奖一等奖了！”

    刘济民握着听筒的手顿了一瞬，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，没立刻接话。窗外一只麻雀扑棱棱飞过屋檐，撞得积雪簌簌抖落。他听见自己心跳声比电话忙音还重。

    “林老……真评上了？”

    “还能骗你？名单今天下午刚盖完章，明儿一早《人民日报》副刊就要发消息。你这篇稿子，不光是写实，是有筋骨、有温度、有血性的文字。评审会上，好几个老同志听着听着就抹眼睛。夏言同志说，‘这不是报告文学，是刻在礁石上的誓言’。”

    刘济民鼻子一酸，眼前浮现出中建岛海图室里那张斑驳木桌——桌上摊着泛黄的值班日志，墨迹被咸风浸得微微晕开；浮标站瞭望台上，小战士冻裂的手指夹着铅笔，在记录本上歪斜写下“风力七级，浪高三米，未见异常”；还有那晚，他蹲在炊事班门口，看老兵用搪瓷缸煮面，热气腾腾里，对方把唯一一颗荷包蛋悄悄拨进他碗底，只说：“作家同志，吃了才有力气写咱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济民？”林默涵的声音温和地唤他，“别光顾着激动。颁奖典礼定在三月十一号，地点在人民大会堂。作协建议你带上照片、采访手记，还有……最好能请两位主人公代表来京。名额有限，但咱们争取，特批两个。”

    “我……我马上联系！”刘济民声音发紧，指甲无意识掐进掌心，“林老，他们那边，真能来？”

    “只要部队批准，交通我们协调。”林默涵顿了顿，语气忽然低了几分，“对了，前天汉年同志的复查材料，中央专案组已正式移交中纪委。据说，结论有望在清明前后公布。”

    听筒里静了两秒。刘济民望着窗棂上结的冰花，晶莹剔透，却纹路纵横如刀刻。他想起夏言那天站在燕影厂摄影棚门口说的话——“他为我写了几万字的证明材料”。几万字，不是公文套话，是一页页密密麻麻的回忆，是深夜油灯下颤抖的笔迹，是把命豁出去也要保住的人证。

    “谢谢林老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却极稳，“我今晚就给广州军区政治部发加急电报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他靠着八仙桌站了半晌。夕阳从糊着棉纸的窗格斜射进来，在青砖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朱霖掀帘进来，肚子已显出柔和的弧度，手里端着一碗刚炖好的银耳莲子羹，热气氤氲。“谁的电话？看你脸都绷紧了。”她伸手摸了摸他眉心，“皱得能夹蚊子。”

    刘济民握住她的手，把碗接过来放在桌上，又轻轻扶她坐下。“霖霖，中建岛那篇稿子……得奖了。”

    朱霖眼睛倏地亮起来，像被火苗舔舐的琉璃盏：“一等奖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他点头，喉头滚动，“人民大会堂，三月十一号。”

    她忽然伸手捧住他的脸，指尖微凉，掌心温热：“济民，你记得吗？去年腊月二十三，你在灶王爷像前偷偷烧了三炷香，说要是稿子能评上奖，就带我去趟中建岛——不是采风，是去见他们。”

    他怔住。那夜灶火噼啪，糖瓜粘在铁锅沿上焦黑发亮，他确实在香灰里埋过一句没出口的愿。

    “现在，能去了。”她弯起眼睛，耳垂上那枚小小的银杏叶耳钉在夕照里一闪，“我替你问过苏小明，她认识海军后勤的熟人，可以帮忙协调船期。不过……”她指尖点点自己隆起的小腹，“得等四个月后，胎稳了。”

    刘济民笑出声，眼角沁出一点水光，低头亲了亲她额头：“等。”

    晚饭时，刘振国破天荒开了瓶二锅头，倒进三个小盅里。王爱梅端上一盘炸带鱼，金黄酥脆，香气直往人鼻子里钻。“今儿高兴，不许推辞！”她把酒盅推到刘济民面前，又给朱霖盛了碗山药排骨汤，“霖霖喝汤，补气养胎。”

    刘振国举起酒盅，杯壁映着煤油灯暖黄的光：“我儿子写的稿子，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！这酒，敬咱家济民，也敬中建岛那些孩子——他们守的不是岛，是咱中国人的脊梁！”

    三人碰杯，清脆一声响。酒液入喉，烈而回甘。

    饭后，刘济民伏在书房旧书桌前写电报稿。台灯灯罩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纹，灯光晕染开一小圈暖黄。他铺开信纸，钢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未落。不是词穷，而是怕写轻了——那群人用二十年青春丈量的海平线，岂是几行铅字能框住的？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临别时，守岛老兵塞给他一个铁皮饼干盒。盒盖内侧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小字：“作家同志，盒子里是咱岛上晒的海苔、拾的贝壳，还有……每人写的一句话。没文化，字丑，您别笑话。”

    他拉开抽屉，取出那个扁平的铁盒。打开盒盖，里面整齐码着七八张硬纸片，每张都用胶布仔细粘过裂痕。最上面那张，字迹歪斜却用力：“俺娘说，海上月亮比家里圆。俺想让娘看看。”

    第二张：“新兵蛋子偷吃压缩饼干被班长罚站，站完接着啃——饿不死，就是想家。”

    第三张：“去年台风掀翻了菜地，大伙儿用脸盆接雨水浇活了三棵小白菜。现在结籽了，攒着，明年种。”

    刘济民捏着纸片的手指微微发颤。他抽出一张信纸，重新蘸墨，笔锋沉稳落下：

    【广州军区政治部并转中建岛守备营：

    欣闻《在南海，有那样一群人！》获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。此非我个人之荣，实为诸位战友以血肉铸就之勋章。今诚邀两位同志代表赴京领奖，食宿交通由作协统筹安排。若蒙应允，盼复电告知姓名、职务及身体状况。另附随函：中建岛全体官兵手书原稿复印件一份，请予存档。

    刘济民 一九八二年正月初十】

    写毕，他吹干墨迹，将信纸折好，连同铁盒一起放进帆布包。

    次日清晨，天光微明，胡同里扫雪声沙沙作响。刘济民骑车穿过琉璃厂，拐进一条窄巷，在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前停下。门楣上挂着褪色的蓝布帘，帘角绣着“文萃”二字。他掀帘进去，铃铛叮当一响，扑面而来是陈年纸张与松烟墨混合的气息。

    柜台后坐着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先生，正用镊子夹着宣纸修补一本《陶庵梦忆》。见有人来，只抬眼一瞥，镜片后目光如古井无波。

    “老师傅，求幅字。”刘济民从包里取出两张红纸，展开平铺在柜台上，“《春秋奇谈》杂志创刊，想请您题个刊名。”

    老先生放下镊子，慢条斯理擦净手指，拿起镇尺压住纸角。他凝神看了片刻，忽问：“写什么体？”

    “楷书。”刘济民答，“要庄重，也要……有点筋骨。”

    老先生颔首，取过一支狼毫。笔尖饱蘸浓墨，悬腕提气，落笔如刀劈斧削——

    “春”字第一横，起笔藏锋，收笔顿挫如铁戟横戈；

    “秋”字双禾旁，撇捺舒展似稻浪起伏，末笔竖画却陡然收紧，如弓弦绷至极限；

    “奇”字上大下小，立字旁如磐石踞地，可字头两点却飞扬跳脱，似星火迸溅；

    “谈”字言字旁三笔短促如叩击，右侧“炎”字双火叠烧，焰尾灼灼向上——

    四字写毕，墨迹未干。老先生搁下笔，只道：“拿去吧。字里有骨头，不软。”

    刘济民郑重收好，掏出钱夹。老先生摆摆手：“旧书换新字，值了。”他指指墙角一只樟木箱，“箱子里有套民国版《申报》，送你。里头登过不少战地通讯，有些稿子，比现在的还辣。”

    出店时，刘济民回头望去。老先生已重新俯身于《陶庵梦忆》之上，镊子尖正小心挑起一页虫蛀的缺口，仿佛那破洞里，正渗出三百年前的月光。

    回到四合院，他径直奔向院子角落新辟的“编辑部”。木门上已钉好一块松木板，朱父民用炭笔写了“春秋奇谈”四个大字，歪歪扭扭如初学童子。刘济民摘下木板，用细砂纸磨平毛刺，再将老先生的墨宝覆上，用浆糊细细粘牢。

    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过院墙，在崭新的匾额上流淌。墨色沉厚，金粉未敷，却自有千钧之力。

    刘济和张国庆抱着一摞样刊校样跑进来，额头沁汗：“济哥！排版好了！王主编说，封面设计得再改改，要突出‘奇’字！”

    刘济民指着匾额：“不用改了。”

    两人仰头望去，忽然都噤了声。风过处，檐角铜铃轻响，仿佛有无数双来自南海、北疆、戈壁、深山的眼睛，正穿过四十年光阴，静静注视着这块木头。

    当天夜里，刘济民做了个梦。

    他站在中建岛礁盘边缘，脚下是幽蓝深邃的海水。远处海平线上，一轮巨大的月亮正缓缓升起，清辉洒满整片海域，浪尖碎成万点银鳞。忽然，身后传来整齐的跑步声——百余名穿着洗得发白军装的战士列队奔来，他们肩扛铁锹、背负水泥袋、手中挥舞着铁锤钢钎，队伍末尾，赫然是那位总爱嚼槟榔的老班长，他咧嘴一笑，露出被染成浅褐色的牙齿：“作家同志，咱这岛，该修个礼堂了！”

    刘济民猛地坐起，冷汗涔涔。窗外，东方既白。

    朱霖翻了个身，迷糊中嘟囔：“做啥梦了？踢我肚子……”

    他轻轻抚上她温热的腹部，那里正传来一阵清晰而有力的搏动——咚、咚、咚，像一面远征归来的鼓，在晨光里，擂响第一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