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昉没接话，只把手里那包刚剥开的盐津橄榄往七爷面前推了推，指尖沾着点咸涩的汁水，在昏黄灯光下泛出微光。七爷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眼角堆起细密皱纹，像被风揉皱的旧纸：“哟，还带这个？这年头，能嚼上一口酸咸劲儿的，比抽根烟还解乏。”

    他拈起一颗放进嘴里，牙齿轻磕，果肉微韧，汁水瞬间在舌根炸开，又酸又咸，还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甘。他眯起眼，喉结上下一滚，慢慢咽下去，才说：“兄弟，你这包橄榄，不是苏州东山的货。”

    张昉垂眸，用拇指擦掉指腹一点汁渍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是西山的。七月尾采的，晾得干，腌得透，盐粒没化尽，嚼着才有劲。”

    七爷眼底倏地一亮，手指顿住，没再拈第二颗。他盯着张昉，看了足足三秒，才压低嗓子：“西山……去年七月，东山遭了霜霉病，西山倒反旺了三成。可那批货，压根没走正经码头，全被青帮‘老鹞子’手底下的人截在横潦泾，连筐带篓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——说是防病菌传进城里。”他顿了顿，喉结动了动，“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    张昉没答，只把橄榄纸包往自己这边轻轻一拢，又从衣兜里摸出个牛皮纸小袋，抖开一角，露出几粒黑褐色、表面油润的豆子：“尝尝这个。崇明新收的‘金丝小扁’，晒足二十七天，火焙三遍，去皮后用陈年桂花蜜拌过，再阴干七日。”

    七爷怔住。他伸手要拿，张昉却不动声色地将纸袋往回收了半寸。七爷的手悬在半空，没缩回去，也没硬抢，只是笑：“好家伙，连崇明的‘金丝小扁’都给你摸出来了？那玩意儿今年统购统销，县里收走八成，剩下一成进了供销社柜台，还锁在玻璃罩子里，买一两得凭票加介绍信——你这袋，怕是得拆了三张票根，外加两张副食店主任的手写条子。”

    张昉终于抬眼，目光沉静，像苏州河涨潮前的水面，不起波澜，却深不见底：“票根是假的。条子也是假的。可豆子是真的。”

    七爷脸上的笑淡了。他慢慢坐直身子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像一截被风干多年的船桅。候车室顶灯忽明忽暗，光影在他脸上游移，映得那双眼睛幽黑发亮。他忽然问：“你认识翟丹？”

    张昉没点头，也没摇头，只把那袋金丝小扁轻轻放在两人之间的木椅扶手上，纸袋口朝上，露出里面油亮的豆子，像一小捧凝固的夜色。

    七爷盯着那袋豆子，忽然伸手，不是去拿，而是用中指关节，在木扶手上轻轻叩了三下——笃、笃、笃。声音很轻，却极稳，像老式座钟报时前的预备音。

    张昉听着，也抬手，食指与中指并拢，在自己膝头，同样叩了三下。

    笃、笃、笃。

    七爷嘴角一扯，这次笑得极短，几乎算不上笑，倒像刀锋划过木头留下的刻痕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    张昉这才开口，声音低得只有他们两人能听清：“不是我。是我们。”

    七爷呼吸一顿，眼神骤然锐利如钩。他没追问“我们”是谁，反而侧过头，目光扫过斜后方三排座椅——那里坐着两个穿灰布中山装的男人，一个在看《文汇报》，报纸遮住了半张脸；另一个闭着眼，但搁在膝头的手指，正一下一下，极轻微地敲着大腿外侧，节奏和刚才扶手上的叩击，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七爷眼底掠过一丝惊疑，旋即被更深的审视压住。他重新看向张昉，压着嗓子：“阿灿他们的船，被截在吴淞口外。乌老大跳了海，人没捞上来。可沙船上那十几号人……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”

    张昉静静听着，手指无意识捻着一枚橄榄核，指甲边缘微微发白。

    “但昨天傍晚，”七爷声音更沉了些，“黄浦江下游，十六铺码头边，有人看见两条破舢板，靠在废弃的水泥墩子底下。船舱里没人，可甲板上湿漉漉的，还散着几颗金丝小扁——就是你这袋里的种。”

    张昉捻核的手指停了。

    七爷盯着他：“那船，是你们青帮‘海龙’分舵的老船，三年前就报了废。可它昨天夜里，又浮起来了。”

    张昉缓缓松开手指，橄榄核落在掌心，圆润冰凉。他抬头，目光越过七爷肩头，望向候车室尽头那扇蒙着薄灰的玻璃窗。窗外，铁轨在月光下泛着冷银色的光，延伸向浓墨般的远处。一辆货车正无声滑过，车轮与铁轨咬合，发出低沉而持续的嗡鸣，像大地深处传来的喘息。

    “海龙分舵，”张昉终于开口，语速平缓，字字清晰，“三年前，舵主老海龙在吴淞口被国军巡逻艇撞翻，尸首打捞上来时，手里攥着半张‘苏北盐引’执照——那是伪满时期，日本人在盐城设的私盐转运凭证。他死前最后一句话，是问旁边人：‘引子上的红印，是不是少盖了一角？’”

    七爷脸色变了。他猛地攥紧拳头，指节咔吧作响，却没说话。

    “那角红印，”张昉继续道，目光依旧望着窗外，“盖在‘崇明’二字右下。当年查抄‘海龙’账册的，是黄浦生爷手下的稽查队。可账本烧了，印章却没交公。生爷说，印章早随老海龙沉了海。”

    七爷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，额角沁出细汗。

    张昉终于转回头，直视着他：“可昨儿夜里，十六铺那两条舢板的船帮内侧，用炭条画了三个记号——一个歪斜的‘崇’字，一个缺角的‘明’字，还有一个，是半枚朱砂印的模样。”

    七爷嘴唇翕动，却没发出声音。

    “生爷睡着了，”张昉忽然抬手指了指斜后方闭目养神的男人，“可他裤兜里，揣着一本没拆封的《盐政史略》，1936年版，扉页有手写批注——‘崇明之印，非朱非靛，乃以蟹膏混胭脂调制，遇水不散，见汗则显’。”

    七爷猛地扭头看向生爷。生爷依旧闭着眼，可搁在膝头的手指，那敲击的节奏，不知何时，已悄然停了。

    候车室顶灯又是一阵明灭。光暗交替的刹那，张昉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落下：“所以七爷，您真觉得，阿灿他们的船，是被乌老大出卖的？”

    七爷没回答。他死死盯着张昉，胸口起伏加剧，像一条离水太久、正艰难吞咽空气的鱼。

    张昉却不再看他，只伸手，将那包西山橄榄和那袋金丝小扁，轻轻推回七爷面前，动作从容得像在归还两件寻常物件。

    “橄榄，解郁。小扁，安神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七爷惨白的脸，“七爷，您该歇歇了。”

    话音未落，候车室广播突然响起，女声带着电流杂音，干涩而平板：“各位旅客注意，开往南京方向的572次列车，因前方线路临时检修，预计晚点四十五分钟。请各位耐心等候，车票有效。”

    广播声落，候车室里响起一片低低的抱怨。有人伸懒腰，有人掏烟，有人挪动屁股换姿势。那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也动了——看报的放下报纸，露出一张平凡无奇的脸；闭目的生爷则缓缓睁开眼，目光扫过张昉与七爷的方向，又若无其事地移开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

    七爷却像被抽掉了骨头，整个人塌陷在椅子里，肩膀垮下来，方才那点强撑的硬气，碎得干干净净。他盯着面前那包橄榄、那袋小扁，手指神经质地抖着，想去碰，又不敢碰，最终只是死死抠住木椅扶手，指甲缝里嵌进木屑。

    张昉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灰。他低头，看着七爷，声音很轻，却像钉子楔进对方耳膜：“七爷，船沉了，人没死。沙船吃水浅，退潮时能搁浅在滩涂上。乌老大跳海，不是逃命，是去接应。那十几号人，今早天没亮，就分三拨，进了浦东的芦苇荡——芦苇根密，水道杂，连本地渔夫都绕着走。您猜，他们现在，正蹲在哪片苇丛里，数着从您这儿带出去的第三块怀表？”

    七爷瞳孔骤然收缩，像被强光刺中。

    张昉却已转身，朝候车室出口走去。他步子不快，背影在昏黄灯光下显得单薄，却又奇异地挺直，像一根插进水泥地里的竹竿。

    就在他即将推开厚重的玻璃门时，身后传来七爷嘶哑的、几乎不成调的声音：“……张昉。”

    张昉脚步微顿，没回头。

    “你到底是谁？”七爷的声音抖得厉害，带着一种濒死般的疲惫，“不是货郎……也不是青帮的……更不是那边派来的探子……你是谁？”

    张昉抬起手，搭在冰凉的玻璃门把手上。门轴发出细微的“吱呀”声。

    他没回答，只留下最后一句，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，却清晰得如同耳语，准确无误地飘进七爷耳中：

    “我是卖货的。只卖真货。”

    玻璃门无声合拢。

    候车室里，灯光依旧昏黄。七爷僵坐在椅子上，像一尊被遗忘的泥塑。他慢慢摊开自己的右手——掌心里，不知何时，竟静静躺着一枚小小的、温润的橄榄核。棱角分明，油光暗沉，仿佛刚从某个人温热的掌心，悄然滑落。

    窗外，铁轨延伸向墨色深处。远处，隐约传来汽笛长鸣，悠长，苍凉，穿透凌晨两点的寂静，久久不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