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刹君主正式决定投降算是非常重要的消息，从伊斯坦布尔发出的电报当天就被送到了刘玉龙的面前。

    刘玉龙看到消息抬头的简报就明显一愣，罗刹国不但直接投降了，尼古拉一世还带着全家去了伦敦的大汉城。

    ...

    利比亚西部的海岸线在十一月的海风里泛着铁青色的冷光。咸涩的浪头拍打着赭红色的礁石，碎成一片片白雾，又迅速被干燥的北风卷走。小汉海军第三舰队的巡洋舰“定远号”正缓缓驶过昔兰尼加湾，在它身后，十二艘蒸汽-风帆混合动力运输舰排成松散纵队，舰艏劈开墨绿海水，尾迹如刀锋般笔直延伸向西。甲板上，一队队穿着深蓝呢绒军装、肩挎新式连发步枪的关军士兵列队肃立，目光越过舷墙，落在远处渐次浮现的的黎波里港轮廓上——那座曾由奥斯曼总督统治、后归鲁密附庸、再被弗朗斯暗中渗透的北非重镇，此刻城头飘扬的已是三面残破的弗朗斯三色旗，其中一面斜插在老城门塔楼顶端，旗角被海风撕扯得猎猎作响，像垂死之人的喘息。

    港口东侧的山丘上，临时构筑的弗朗斯野战炮兵阵地已陷入死寂。七门12磅青铜榴弹炮歪斜地停在泥泞炮位上，炮架断裂，炮管焦黑扭曲，一门甚至被掀翻在沟渠里，半截埋进沙土。炮手尸体横陈于掩体内外，有的仰面朝天，手指还扣在火绳引信上；有的蜷缩在炮轮后，胸前插着半截断矛——那是埃及本地民兵用烧硬的枣木削成的简陋武器，却在机枪火力间隙里，趁着弗朗斯炮兵换装苦味酸炮弹时冲上来的。三十七具尸体，无一具完整，皆被猎兵步枪在三百米外精准击中眉心或喉结。小汉关军不收尸，亦不焚尸，只派工兵在坡顶插下三角木桩，挂上写有“弗朗斯第7步兵团第二炮兵连，亡于汉昌十八年十月廿三日辰时”的铜牌，字迹阴刻，深嵌木纹。铜牌背面，用阿拉伯语、拉丁文与汉字各刻一行：“此地归大汉皇帝刘玉龙陛下所有，永世不易。”

    同一时刻，的黎波里老城西门瓮城内，两百名投降的弗朗斯步兵正被押解出城。他们脱去染血的蓝灰制服，仅留衬衣裤衩，在初冬寒风中瑟瑟发抖。脚踝套着粗麻绳编就的活扣，每十人一串，由日本仆从兵持短铳押送。这些日本兵身着玄色窄袖战袍，腰悬唐刀，脸上覆着薄纱口罩——并非防毒，而是为隔绝北非冬季特有的沙尘与尸腐气息。走在最前的是弗朗斯少校德·拉图尔，他左耳缺失，右颊有一道蜈蚣状旧疤，此刻却挺直脊背，军靴踏在夯土路上发出沉闷回响。他忽然停下，抬头望向城墙上新钉的木匾：黑底金字，隶书“大汉定西都护府”，下方小字注“辖利比亚、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三藩，设总督一员，秩正二品”。他喉结滚动，声音干裂：“你们……真要让这些沙漠酋长，坐在我们曾经坐过的议事厅里？”

    押送他的日本尉官并不答话，只抬手示意继续前行。队伍穿过拱门，门外空地上已搭起三座长棚。棚内铺满芦席，席上摆着陶碗、陶罐与竹筷。一名穿靛青直裰的汉人吏员立于棚口，手持朱砂册簿，见德·拉图尔走近，便翻开一页，用鹅毛笔蘸墨写道：“弗朗斯第7步兵团少校德·拉图尔，愿效忠大汉皇帝，乞免流徙苏伊士，许入巴格达工匠营。”笔尖顿了顿，又补一句：“其通晓阿拉伯语、柏柏尔语、奥斯曼土耳其语，可充译事。”

    德·拉图尔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半炷香时间。寒风卷起他额前乱发，露出眼窝深处两点幽光。他忽然解下腰间银质怀表，表盖内侧刻着“赠予我最勇敢的儿子，1838年于凡尔赛宫”。他将怀表轻轻放在芦席边缘，转身朝东方跪倒，额头触地三叩，起身时鬓角霜白更甚。吏员不动声色收起怀表，另取一枚黄铜圆牌递来，牌面浮雕蟠龙，背面镌“大汉归化民乙等，编号黎西-07419”。德·拉图尔接过，指尖摩挲龙鳞纹路，忽而低声道：“锡利斯特拉的雪，比这里冷。”

    话音未落，东面山道上传来密集蹄声。一队约三十骑的阿拉伯轻骑兵疾驰而至，马鬃飞扬，裹着红巾的骑士们腰悬弯刀，马鞍旁挂着缴获的弗朗斯军用望远镜与皮质水囊。为首者披猩红斗篷，斗篷下是镶银边的白羊皮袄，左腕缠着三圈黑曜石珠链——这是昔兰尼加东部部落联盟首领阿卜杜勒·本·萨利赫的标志。他跃下马背，以右手抚胸，躬身向日本尉官致意，随即转向德·拉图尔，用流利法语道：“少校阁下，您记得三个月前在班加西郊外，您放过我的弟弟吗？当时他偷了您营地的面粉袋，您只抽了他十鞭。”德·拉图尔微微颔首。阿卜杜勒便解下腰间匕首，刀鞘上镶嵌着细密珊瑚与青金石：“现在，我要替他把这十鞭，还给您。”他双手捧刀，刀尖朝下，递至德·拉图尔面前。

    日本尉官伸手欲阻，却被德·拉图尔抬手止住。他接过匕首，反手掷入身侧泥地，刀柄颤动如蜂翼。阿卜杜勒笑了，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齿：“那么，按照沙漠的规矩，您欠我一条命。明日午时，我在苏尔特绿洲等您。那里有三千匹骆驼，五百桶淡水，还有……弗朗斯在利比亚最后一支未溃散的骑兵中队。”他指向西南方，“他们正往突尼斯边境撤退，带着十二门六磅野战炮和四百箱苦味酸弹药。但他们的向导，是我表兄。他今晚子时，会把路线图交给您。”

    德·拉图尔瞳孔骤缩。他盯着阿卜杜勒的眼睛，那里面没有狡诈，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澄澈。良久，他摘下左手手套，露出小指上一道早已愈合的箭伤疤痕：“我曾在高加索见过同样的眼神。那时我十六岁，被车臣人俘虏，一个老人也这样看着我，然后给了我面包和盐。”他重新戴上手套，“子时之后，我若赴约，你需亲手斩断我左手小指，作为我背叛弗朗斯的凭证。”

    阿卜杜勒摇头：“不。您只需带走那支骑兵队的弹药车。其余人，由您处置。但有一条——”他从怀中取出一卷羊皮纸，展开，上面是用炭笔绘制的精细地图，标注着绿洲、枯井、沙暴频发区与突尼斯边防军哨所位置，“您必须让那支骑兵，在抵达突尼斯前，烧毁苏尔特以西三十公里处的罗马古道石桥。桥下是弗朗斯人秘密修建的地下输水管道，通往突尼斯城南的蓄水池。毁桥即断水脉，突尼斯守军将在七日内因缺水哗变。”

    德·拉图尔默然良久，终于伸手接过羊皮纸。就在指尖触到纸面刹那，西面海平线上骤然腾起三股浓烟——那是小汉海军陆战队登陆艇群正在抢滩。三艘浅水炮艇已逼近港口东侧防波堤，舰艏十二磅线膛炮口喷吐火光，轰击目标并非城墙，而是码头西侧一座半坍塌的仓库。炮弹精准命中仓顶，碎石飞溅中，数个黑影从破洞滚落，扑向沙岸——是弗朗斯工兵，他们正试图引爆埋设于码头下的三十桶黑火药，想瘫痪港口设施。但炮火覆盖太早，引爆装置尚未接通。两名工兵当场毙命，第三人拖着断腿爬行五米，被一发猎兵步枪子弹从后颈贯入，钉死在潮线之上。

    此时，的黎波里新城钟楼传来悠长钟声。十三响。汉昌十八年十月廿三日申时正。钟声余韵未散，西门外芦席棚旁的陶罐突然齐齐震动。一名日本兵俯身掀开罐盖，只见罐内清水表面泛起细微涟漪，中心浮起一枚铜钱，钱孔正对太阳方位。吏员合上朱砂册簿，提笔在“德·拉图尔”名字旁画了个朱红圆圈，圈内写“酉时三刻，自投”。

    暮色渐浓，海风转厉。小汉陆军辎重营的牛车队碾过西门夯土路，车辕上悬挂的铜铃叮当作响。每辆牛车两侧皆绑缚三具弗朗斯士兵尸体，尸身用麻布裹紧，腰间系着写有番号的竹牌。车队尽头，一辆独轮推车上放着半具尸体——只剩上半身，断颈处血已凝成紫黑硬痂，胸口插着半截折断的弗朗斯军旗旗杆。推车汉子赤裸上身，肩胛骨凸起如刀，汗水混着沙粒在古铜色皮肤上划出道道沟壑。他推车经过德·拉图尔身边时，忽然停下，从怀里掏出半个烤饼，掰开，将沾着血渣的一半塞进德·拉图尔手里：“吃。吃完，去苏尔特。那边的骆驼，比这儿的驴耐饿。”

    德·拉图尔低头看着掌中烤饼，麦香混着铁锈味钻入鼻腔。他慢慢咀嚼，喉结上下滑动，咽下第一口。咸涩的泪水无声滑落，混进饼屑里。他没擦，任其风干在脸颊上，留下两道微白盐痕。

    同一时刻，突尼斯城西郊的查尔卡瓦绿洲，三十七峰单峰驼正卧在沙丘背阴处反刍。驼峰上捆扎着油布包裹的六磅炮弹，弹壳上用红漆涂着模糊的弗朗斯鸢尾花标记。领头驼背上，一名裹着靛蓝头巾的柏柏尔人正用燧石刮擦火镰，火星迸溅中，他低声哼唱古老歌谣：“沙粒记住所有足迹，却从不追问走向何方……”歌声被风撕碎，飘向东南方三十公里外的苏尔特绿洲——那里，阿卜杜勒已备好三坛椰枣酒，酒坛封泥上压着一枚生锈的罗马帝国第纳尔银币，币面神像双目被刻意凿去，唯余空洞眼窝，直视苍穹。

    而在更远的东方，苏伊士运河工地深处，八十万罗刹俘虏正举着鹤嘴锄与铁锹，在探照灯惨白光柱下挖掘冻土。他们呼出的白气凝成霜花，挂在睫毛与胡茬上。一名监工挥动皮鞭，鞭梢却未落下，只悬在半空微微震颤——他看见自己倒影映在远处新浇筑的水泥涵洞壁上，那倒影身后，是绵延无尽的沙漠与星群，星群之下，隐约可见一条尚未完工的黑色轨迹，蜿蜒如巨蟒，正悄然吞噬着古老的尼罗河支流。

    汉昌十八年冬，北非的沙粒开始记住新的足迹。而所有足迹尽头，都指向同一座被命名为“长安西市”的新建港口——它尚未落成，图纸却已铺满大汉参军府最底层密室的整面墙壁。墙上墨线纵横，标着“突尼斯商栈”、“的黎波里铸币局”、“苏尔特驼队驿站”等字样，每处节点旁，皆用朱砂小楷批注：“待擒弗朗斯主将毕洛，即开市。”

    风掠过图纸，掀起一角，露出背面一行褪色墨迹，是刘玉龙亲笔：“天下之大，非以兵威服之，乃以商路引之。兵者，开道之斧；商者，固疆之胶。”

    墨迹下方，压着半片干枯的橄榄叶，叶脉清晰如刻，叶梗处，一点暗红血渍早已渗入纸纤维深处，再也洗不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