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日。

    李言坐在办公室看报，单雪敲了敲门。

    “请进。”

    单雪拿着一份司法快递走了进来，递给李言，道：

    “李律师，寄件人是东海市常宁区法院，是舒玟的案子，法院判了。”

    ...

    主审法官老舒的手指在审判席的木质台面上轻轻叩了两下，节奏沉稳，却像敲在所有人绷紧的神经上。他目光扫过被告席，又缓缓落向原告席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：“被告方申请启动精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鉴定，合议庭已记录在案。但需明确告知双方——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，必须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七十八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。即：非经法定程序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定或质疑成年人之民事行为能力；申请人须就‘被申请人当前存在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’之事实，提供初步、具体、可验证的证据线索，而非仅以既往病史笼统主张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侧身看向书记员：“请将刚才这段话完整记入庭审笔录，并于庭后向各方送达书面释明函。”

    旁听席后排，赵大萍的手指无意识地掐进掌心。她知道，老舒这句话，不是在说程序，是在划线——一道司法伦理的底线。他没驳回申请，却把举证责任钉死在被告身上；他没否定历史，却用“当前”二字，将过去与现在斩断。这是经验老到的法官对恶意拖延的精准反制。

    被告律师赵小萍脸上掠过一丝滞涩，随即垂眸翻动卷宗，似乎在找什么支撑。而丁逸舟——那位来自京城的资深律师——则微微颔首，右手食指在膝头缓慢点了三下，像是在确认某种节奏。

    主审法官接着道：“鉴于本案争议焦点集中于合同签署时间真实性、代理权限存续状态及三方主观恶意程度，合议庭认为，当前阶段不宜亦无需启动鉴定程序。若被告坚持主张吕易当前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可在质证环节提交其近三年内权威医疗机构出具的、具有法律效力的诊断意见及行为能力评估报告。否则，该申请视为缺乏基本事实依据，本庭不予准许。”

    话音落地，被告席一片静默。岑昕晓一方委托的律师丁逸舟终于抬起了头，嘴唇微动，却终究未发一言。他知道，法官已把刀鞘递到了对方手上——若真有报告，早该备好；若没有，此刻开口便是自曝其短。

    舒深吸一口气，指尖抵住桌沿，指节泛白。她不是不慌。当赵小萍抛出那段精神病史时，她后颈汗毛瞬间竖起，仿佛听见十五岁那年医院走廊消毒水气味重新涌来——灰白墙壁、护士站玻璃后模糊的人影、药盒上印着的蓝色小字“舍曲林”，还有奶奶攥着她手说“别怕，睡一觉就好”的声音。那些从未被写进起诉状的暗处，此刻被对方生生剜出来，在光天化日之下摊开、晾晒、标价出售。

    可她不能退。退一步，就是任由舒建峰把“不听话的女儿”钉死在“有病”的耻辱柱上；退一步，所有关于角色选择权、职业自主权、人格独立性的主张，都会被一句“她不懂事”轻轻抹去。

    她开口，声音比刚才更稳：“法官，原告补充一点。被告所称‘吕易曾长期服药’一事，确有其事。但相关诊疗发生于2016年至2018年间，距今已逾五年。期间，吕易完成高中学业，以专业第一考入东海市戏剧学院表演系，连续三年获得校级奖学金；在校期间参演原创话剧《暗河》《归途》，获华东高校戏剧节最佳女主角；毕业后签约环摄影业前身‘海屿文化’，独立完成三部影视剧主演工作，其中《海草》播出后单集收视破2.3，豆瓣评分8.7，斩获当年金翎奖最具潜力新人奖——以上所有履历，均有教育主管部门学籍档案、院校证明、行业颁奖机构红头文件及公开播出平台后台数据为证。”

    她停顿两秒，目光扫过被告席：“一个被诊断为‘情绪调节障碍’并接受规范治疗的未成年人，在五年间完成从康复、求学到职业化全过程，且持续产出高水准艺术作品，其认知稳定性、行为可控性及社会适应能力，已通过时间与实践反复检验。若仅因一段早已终结的青春期心理干预史，便否定其作为成熟演员的全部职业判断力与契约精神，那不仅是对吕易个人的侮辱，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专业门槛的消解。”

    旁听席上，赵大萍悄悄松开手掌，掌心湿冷。她忽然想起吕易签《海草》合同那天，坐在她办公室里反复比对剧本第十七场戏的调度图，手指在纸页边缘磨出毛边；想起对方为揣摩角色偷偷去海滨渔村住了二十天，回来时指甲缝里还嵌着晒干的海盐结晶。那些细节，比任何诊断书都更真实。

    审判席上，老舒微微颔首。马骁远法官翻开面前一叠材料，从中抽出一页，低声对叶洵法官说了句什么。叶洵点头，提笔在案卷封皮上画了个极小的圈。

    “下面进入法庭辩论环节。”老舒敲响法槌，“原告先发表辩论意见。”

    舒站起身，西装外套在肩线处绷出利落弧度。她没看被告席，只直视审判席中央：“本案表面是合同效力之争，实则是人格权与财产权的边界之战。舒建峰以父之名行商之实，将亲生女儿视为待价而沽的标的物；梦湖影视以经纪之壳行侵占之实，将吕易多年积累的行业信用兑换成救命稻草；环摄影业以善意之名行投机之实，在明知吕易工作室已明确拒演后，仍与舒建峰私下签约——三者各怀私欲，却共同编织一张名为‘亲情’‘授权’‘善意’的网，企图裹挟吕易坠入商业陷阱。”

    她语速渐快，字字清晰：“被告称吕易‘拒绝进组造成损失’，可事实是，《八喜》项目立项至今，环摄影业未向吕易本人发送过任何正式邀约函、角色阐释书或合同草案；剧组主创团队从未与吕易有过一次面对面沟通；所谓‘女二号’角色人设与吕易过往戏路严重冲突，剧本中该角色竟有长达四十二场跪地哭戏——而吕易因旧伤，膝关节核磁共振报告显示半月板Ⅱ度损伤，医嘱严禁长时间负重屈伸。这些，环摄影业在签约前，查过吗？问过吗？”

    她转身，指向被告席右侧：“孟升律师方才强调‘善意第三人’，那么请问：当您代表环摄影业与舒建峰签约时，是否核实过吕易与梦湖影视经纪合同已于2023年12月30日终止？是否调阅过吕易工作室于2024年3月15日向贵司发出的《关于<八喜>项目合作事宜的正式复函》？是否注意到该复函附件中，附有吕易亲笔签名的《角色适配性评估说明》？若均未核实，何谈善意？若均已知晓，又何来善意？”

    孟升律师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低头翻看笔记本，未作回应。

    舒转向左侧：“至于舒建峰与梦湖影视——你们声称代理权持续至2024年12月28日。可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，2024年1月17日，吕易已通过梦湖影视OA系统提交《解约申请》，并于次日获人事部流程确认；2024年2月3日，吕易向梦湖影视对公账户汇入违约金尾款37.8万元，银行流水凭证编号为ZJ20240203XXXXXX；2024年3月22日，吕易工作室与环摄影业签订《艺人独家服务框架协议》，该协议第十二条明确约定‘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（吕易）与原经纪公司之权利义务关系即告终止’。三份证据环环相扣，形成完整证据链。你们所谓的‘有效期内签约’，不过是将一份倒签日期、伪造公章、规避监管的废纸，强行塞进法律的门缝里。”

    她缓了口气，声音忽然低沉下来：“最后，请法庭注意一个被刻意忽略的事实——吕易起诉的真正诉求，从来不是索要那一千七百万片酬。她要求的是：确认这份合同自始无效。因为只有无效，才能斩断舒建峰借血缘之名行控制之实的锁链；只有无效，才能宣告吕易作为独立个体的职业选择权不可侵犯；只有无效，才能让所有试图用‘父亲’‘公司’‘行业规矩’等宏大叙事碾碎个体意志的行为，付出法律代价。”

    她坐回座位时，指尖微微发颤。不是因为疲惫，而是某种积蓄已久的释放。五年来，她在舒建峰书房里签第一份经纪合同时，对方笑着说“爸爸给你铺路”；她在《海草》杀青宴上收到第一笔片酬支票时，舒建峰发来短信“记得转五十万给梦湖账上，爸急用”；她第一次拒绝一个烂角色后，岑昕晓在电话里轻笑“小玟啊，你爸说你最近脾气见长，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要不要回京看看心理医生？”……那些细密如针的侵蚀，终于在此刻被一束强光刺穿。

    主审法官沉默良久，目光在原告席与被告席之间来回逡巡。窗外阳光斜切进来，在审判席的木纹上投下清晰的光带，像一道无声的判决。

    “被告方，发表辩论意见。”老舒的声音恢复平缓，却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重量。

    丁逸舟站起身。这位京城律师西装领口一丝不苟，袖扣是低调的铂金方块。他没看舒，视线落在审判席第三位法官叶洵身上，语气平稳得近乎疏离：“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被告方坚持答辩意见。但需特别说明：本案中，舒建峰先生从未否认吕易的演艺才华，也从未质疑其职业成就。他所主张的，仅是一个父亲在企业濒临破产之际，试图挽留最具商业价值资产的本能反应。”

    他微微一顿，目光终于转向原告席：“原告律师方才提及‘膝关节旧伤’，被告方此前确实不知情。但这一细节恰恰印证我方观点——吕易作为公众人物，其身体状况、职业规划、商业决策等信息，本应由其法定代理人全面掌握并审慎评估。舒建峰先生代签合同，正是基于多年监护过程中积累的综合判断。即便最终结果有偏差，其主观动机亦非恶意，而是溺爱之下的失当。”

    这话一出，连马骁远法官都抬起了眼。溺爱？把女儿签进八年卖身契叫溺爱？舒几乎要冷笑出声。

    丁逸舟却已转向合议庭：“至于原告强调的‘人格权’，被告方完全认同。但需指出：人格权保障的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，而非绝对化的自由裁量权。当一名艺人签下经纪合约，便意味着自愿让渡部分职业选择权；当一家影视公司预付巨额片酬，便构成对艺人履约能力的信任背书。若任由艺人以‘角色不适配’‘身体原因’等主观理由随意毁约，整个行业的契约精神将荡然无存。今天吕易可以因膝盖不适拒演《八喜》，明天是否就能因‘心情不好’罢演《九霄》？法律若纵容这种任意性，损害的将是千万从业者赖以生存的规则基石。”

    他停顿片刻，语气忽然沉郁：“最后，请法庭体察一位五十岁父亲的困境——梦湖影视账上余额不足八万元，拖欠员工工资达七个月，税务稽查通知书已下达三次，法院执行裁定书正在路上。舒建峰先生若不抓住环摄影业这笔资金，等待他的不是破产清算，而是刑事立案。他选择的方式或许粗暴，但动机里，确有走投无路的绝望。”

    这话像一块冰投入沸水。舒感到一阵尖锐的恶心。把犯罪包装成悲情，把贪婪粉饰成无奈，把剥削美化为守护——这正是舒建峰最擅长的语言炼金术。

    她正欲起身反驳，主审法官却抬手示意：“原告律师，稍候。合议庭需休庭十分钟，就部分证据进行内部评议。”

    法槌落下，清脆一声。众人起身，被告律师丁逸舟整了整袖扣，朝岑昕晓方向颔首致意；孟升律师收拾材料时，无意碰倒水杯，褐色茶渍在卷宗上漫开一小片；赵大萍快步走向洗手间，背影透着紧绷。

    舒独自留在原告席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西装内袋。那里贴身放着一张薄薄的硬卡——东海市戏剧学院毕业证复印件。证书右下角，校长签名旁印着一行小字：“兹证明吕易同学在校期间，思想品德优良，专业能力突出，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”

    那行字，是她昨天特意请母校教务处加印的。不是为了举证，而是为了在走进法庭前，亲手触摸一下那个未被污名化的自己。

    十分钟后，法槌再响。

    老舒的目光比之前更沉静：“经合议庭评议，现就本案争议焦点作如下归纳：第一，案涉合同签署时间是否真实；第二，舒建峰及梦湖影视在签约时是否具备代理权限；第三，三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吕易利益之故意；第四，吕易当前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其中，第四项因缺乏有效证据支持，本庭不予采纳为争议焦点。”

    他看向舒：“原告，是否还有新的辩论意见？”

    舒站起，从公文包取出一份装订整齐的材料，封面印着“东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证明”。她双手递向书记员：“法官，这是原告于今日上午十时，持本院调查令前往东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调取的吕易2024年度心理健康评估报告。报告显示：吕易目前心理状态稳定，社会功能完好，无任何精神障碍临床表现，完全具备独立从事演艺活动所需的认知、判断及决策能力。”

    她顿了顿，声音清越：“这份报告，不是为了证明吕易‘没病’，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——她的每一次拒演，每一次起诉，每一次站在法庭上说话，都是清醒的、自主的、属于她自己的选择。”

    审判席上，老舒接过材料，指尖在报告封皮上停留了三秒。阳光穿过窗棂，恰好照亮他眼角细微的纹路，像一道未愈合却不再流血的旧伤。